上蔡县城东15公里有条西北、东南走向的岗岭，屹然高出，犹如蔡地的脊梁，名曰蔡冈。这条蜿蜒15华里的长龙，其头向蔡水之滨的太昊伏羲氏画卦台，尾在朱马河与洪河汇流的洙湖镇。在这条“龙”背上有个不大的村落，因其村民多为张姓而名张寨。
张沐，字仲诚，号起庵，生于明崇祯三年（1630年），卒于请康熙五十一年（1712年），历明清两朝，活了83岁。张沐祖上，世代书香。他幼承家教，性笃好学，清顺治四年（1648年）入邑庠（中秀才），清顺治十四年（1658年）应乡试，中顺天府（今北京市）第48名举人。第二年会试，中第227名进士。清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出任河南内黄知县。在知内黄的五年中，他崇尚儒学，倾心教育，创办了“繁阳书院”（内黄书院）。政事之余，他亲自在明伦堂教学，一时生徒近百人。张沐勤政为民，体恤贫苦。康熙六年（1668年），内黄遭灾歉收。他一面上书州府请求减赋，一面令豪绅免租贷粮，号召民众互助，共济时艰。张沐为官清正俭约，平时不着锦绣，不重钱财。在他调离内黄时，临行仅取银三十一两钱为为路资，余者尽散于贫苦人家。他走后，内黄吏民感其恩德，为他修建生祠。
康熙八年（1670年），张沐补四川资阳知县，只身赴任。其时，资阳战乱未息，老百姓多避乱山中，为使黎民安心农耕，他招扶流民，奖励恳荒，务教化，轻刑法，很快使混乱的资阳百废俱兴。张沐离任后，资阳县的老百姓怀念他，为他建立“去思碑”。
张沐一生只做过两任知县。他清正廉明，爱民如子，口碑载道。清史将他列入“循吏”，通志将他列入“理学”，蔡志将他列入“乡贤”。
张沐归里后，专心从事讲学著述，他除在上蔡书院讲学外，先后主讲于天中书院（汝南，时为汝宁府）、崇阳书院（河南登封）、汴梁书院（河南开封府），耄耋之年，他又在家乡白龟庙兴学，创办了“白龟圃”。张沐治学严谨，阐扬性道。清时被誉为“汉之江都”（董仲舒）、“唐之昌黎”（韩愈），后人尊其为“上蔡夫子”。
张沐一生著述甚丰，有记载的就有33部之多，主要有《四书疏略》、《五经疏略》、《为学次第》、《图书秘典》、《溯流史学钞》、《童经》、《通俗女儿经》、《学道六书》、《前川楼文集》等。这些著作，文笔清新，通俗易懂，独标精蕴。
张沐能文善诗，有《前川楼诗集》传世。他写的八首七律》“古蔡八景”诗，沉郁精深，有少陵遗风。
张沐晚年，正逢“康熙盛世”时的修志热，由于他博览群书，知识渊深，河南府县多邀他纂志。其中，最为称著的是在康熙二十九年（1690年），由上蔡知县杨廷望监修，由他编纂的《上蔡县志》二五卷；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，由开封知府管竭忠监修，由他编纂的《开封府志》四十卷；也是康熙三十四年，由河南巡抚顾？（生僻复合字，“汗”字右边又一个“干”字）监修，由他编纂的《河南通志》五十卷。从河南及至全国来看，在短短五年内，编纂县、府、省三部志书尚不多见。特别是他编纂的《上蔡县志》，全书30多万字，设类灵活，体裁完备，简洁严明，考证详实，文风朴素，图文并茂，详细记载了上蔡上起西周，下迄清初社会盛衰的演变，堪称地方志的典范。
张沐纂志，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，而且有他自己的理论和见解。他在《溯流史学钞》日当里明确指出：第一，编纂新方志时，不能一成不变地照搬旧志，要详加考订，阐微发幽，当因则因，当革则革。比如：“巫觋道士”，“佛释超脱空无家”和“托无用为离才别趋”，或“任气使性以自恣”等内容，于人心、风俗都没有什么实际价值者，不于收录。第二，方志用语，要朴实无华通俗易懂文风端正。“蹊跷支离的话，并浮滥文字，皆可省却。”第三，要有主见，不要盲从。他说：“我之所是，人以为非，我之所非，人以为是，学之不用，恶可强也，欲强众人以从我，因不能；欲我苟同众人，一生苦学何为也？”第四，修志要严肃从真，不可轻视草率。因为“志所关于人心，风俗、国家治乱之机”是大事情，即“平常无奇，老老实实”，像孔子作《春秋》那样，秉笔直书，“列国新旧事实，不复忌讳”，“失礼也记之”，“使览者可以洞见风俗，人情之善恶，兴起其礼义廉耻之本志”。在方志学还没有形成系统理论的清初，张沐提出的这些理论和见解，无疑是对后世方志学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张沐一生从政、讲学、著述，并在短期内编纂三部志书，史所罕见。他的观念和理论对清乾隆时期的方志学家章学诚（浙江绍兴人）、武亿（河南偃师人）都有极大的影响和启发，就是在当今，对于编纂新方志仍有其借鉴意义。
来源：上蔡百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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